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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豪与美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极度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心情比我被俘在苏联时还要糟糕难受。我想不通：我为国家做了我该做的一切，负了这多伤，受了这多苦，为什么还不被人相信和理解。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被苏军俘虏的战俘。那个被红卫兵批斗的瘦老头和那个无人过问的王老头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我的命运就是他们命运的翻版。
晚饭时，食堂给我送了清炖老母鸡，说这是徐副司令员专门叮咛他们给我做的。可是，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想把这锅汤给倒了。我说我不爱吃鸡肉，让厨师把鸡端走。可是，厨师说这是徐副司令员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别人不能随便享受。”
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豪与美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极度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心情比我被俘在苏联时还要糟糕难受。我想不通：我为国家做了我该做的一切，负了这多伤，受了这多苦，为什么还不被人相信和理解。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被苏军俘虏的战俘。那个被红卫兵批斗的瘦老头和那个无人过问的王老头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我的命运就是他们命运的翻版。
晚饭时，食堂给我送了清炖老母鸡，说这是徐副司令员专门叮咛他们给我做的。可是，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想把这锅汤给倒了。我说我不爱吃鸡肉，让厨师把鸡端走。可是，厨师说这是徐副司令员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别人不能随便享受。”